How feces become a good medicine 粪便是怎样练成一味良药的
粪便入药简史
1700年前中国东晋葛洪编著《肘后备急方》治卒中诸药毒救解方第六十八姚方，中诸毒药，及野葛已死方中所云：“新小便和人屎，绞取汁一升，顿服。入腹即活，解诸毒，无过此汁。”[1] 到了约400年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竟然详述了“人中黄”的炮制方法[2]，后人均以此耻笑中国古人的无知和中医中药的愚蒙，简单的逻辑想想都清楚，肮脏的大便怎么能用来治病呢？难道葛洪和李时珍只是信口开河？还是他们曾经真的用粪便把中毒的患者入腹即活了吗？如果他们的记载属实，那么患者中的什么毒？他们治疗的是什么病呢？
1958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本-艾斯曼(Ben Eiseman)医生团队为四位患有伪膜性结肠炎(Pseudomembranous colitis)患者实行了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术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3]。他们的报告形容治疗效果之好是“立竿见影和戏剧性的”。到了1981年，托马斯-波顿医生（Thomas A. Bowden)报告用粪便灌肠治疗了16名伪膜性结肠炎患者，13名治愈[4]。伪膜性结肠炎是什么病呢？在随后的50年中，科学家们发现了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导致了伪膜性结肠炎。尽管抗生素万古霉素(vancomycin)是临床常规治疗手段，但是25%的患者在抗生素治疗后复发。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是非常顽固的肠道细菌，第一次感染后的再次复发风险为35-45%。这样患者两次复发之后的再次复发率超过50%[5]。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美国大约3%的健康成人携带艰难梭状芽胞杆菌，住院患者为20-40%，大约1-5%的感染患者腹泻不止而死亡。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的患者会发烧、腹痛、腹泻和白细胞增多，主要病因是近期使用的抗生素药物致使胃肠道的菌群混乱从而易受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具有讽刺意味是治疗药物还是抗生素。似乎抗生素治疗进入一个死循环。
粪便的认知升级
自从1983年起，各种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术在医学临床中应用如：灌肠术、结肠镜术、鼻胃管灌食术和经鼻十二指肠管术。更多的临床实验在美国展开。2012年美国胃肠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证实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一次治愈率为91%，二次治愈率98%。为什么这样好的疗效，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求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只能用于对抗生素治疗无效的患者，很难推广使用呢？临床感染性疾病杂志（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200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筛检出健康的献粪者并且分离出正常的菌群是个不易操作的过程，而且根据一项问卷调查表明47%的患者宁愿吃抗生素也不愿意吃粪便。是因为此药在逻辑美学上毫无吸引力吗？想想1958年被艾斯曼医生救治的那四位患者，在那个生死关头，你还介意救你一命的是粪便吗？到底粪便是药吗？还是像人体细胞一样是属于生物组织？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专家也众说纷纭。
有文献记载17世纪时期的意大利解剖学家和外科医师、静脉瓣的最早发现者法布里齐乌斯(Fabricius Aquapendente)使用粪便用于医疗[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非洲军团就采用当地阿拉伯贝都因人(Bedouins)的方法，用“新鲜温暖的”骆驼粪便治疗士兵的疟疾[7]。《本草纲目》中记载粪便入药15处之多，包括禽、兽和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曾产生过伟大的想法。今天我们除了感慨之外，更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能想得出这样创造性的疗法？一位医生要具有什么的素质才敢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是英雄造就了时势，还是时势造就英雄？1958年41岁的肯塔基大学外科主任艾斯曼医生不怕治疗失败后名誉毁于一旦吗？难道不怕患者投诉吗？是否医疗道德委员会审核批准了这个临床治疗呢？没有按照规范流程使用未经医学程序认可的粪便治疗，不怕吊销医生执照吗？当前我们还有几个这样的医学英才敢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是否我们也要倾一国之力，去找青蒿素呢？
艾斯曼医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早年是海军军医，生平授奖无数，在2012年去世。如果1700年前的葛洪400年前的李时珍50年前的艾斯曼三位医师时空穿越到2017年8月3日的新加坡，一定会赞同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的讲话：“我鼓励医生与研究员秉持开放态度看待中医药的潜能，并与中医药领域密切合作，展开循证式的研究来证明中医治疗与中药的成效。套用邓小平先生的话，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能养生治病的药就是好药。”[8]
创造性思维再思考
这三位不同时代医学英才有什么共同点呢？想要有“创造性”的，是不是就必须得“任性”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迪恩·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2017年3月份的文章[9]对这样人做了很好的诠释，他们能解除对粪便的“认知抑制”之后(cognitive disinhibition)，再次忽略不重要的细节，把重要的细节留下，成为自己的灵感来源。
举个例子，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组建的北京中药研究所523项目组的组长，负责领导对传统中医药文献和配方的搜寻与整理。屠呦呦以及她的工作团队希望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对抗疟疾的物质，他们查阅大量古代医学典籍，察访民间药方，拜访各地在世的老中医，选出约2千个有关对抗疟疾的药方，筛选后集中针对200种中草药的380个可能药方研究，最终锁定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疾药。初期的提取有效成分失败，因为当时的中药方剂都需要煎煮，而高温会破坏所有的青蒿素。后屠呦呦等人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与后来使用煎煮法不同的服药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灵感，进而用乙醚萃取黄花蒿，经过一系列纯化，获得青蒿素。
这个故事听着挺简单，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并不简单。科学家做实验往往要参考现代医学研究，越新发表的论文越好，越是权威机构发表的越好。如果你对几本千年的老书都深入研究，那你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浪费时间。你必须学会忽略噪音，抓住主题，才能高效率地完成研究工作 —— 这恰恰就是“认知抑制”的作用！如果屠呦呦不能解除这个看似合理的“认知抑制”，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认知抑制是理性的。认知抑制解除是非理性的。正常人“不应该”关注那本1700年前旧书的。但是屠呦呦就关注了。
只有想法没有智慧，医学就是疯子。只有智慧没有想法，医学就缺乏创造性。用我们的智力去大胆尝试新想法吧，既要任性，还得理性。
Reference
- 葛洪.(东晋）《周后备急方》.天津科技出版社.天津.2000
- 李时珍（明朝）《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 北京.2011
- Eiseman B, Silen W, Bascom GS, Kauvar AJ. Fecal enema as an adjunct in the treatment of pseudomembranous enterocolitis, Surgery , 1958; 44: 854-9
- Bowden, T. A., Mansberger, A. L. & Lykins, L. E. Pseudomembranous enterocolitis: mechanism of restoring floral homeostasis. American Surgeon. 1981; 47: 178–83.
- Kelly CP, LaMont JT. Clostridium difficile – more difficult than ev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 359:1932-40
- Brandt LJ1, Aroniadis OC, Mellow M et al. Long-term follow-up of colonoscopic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for 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Am J Gastroenterol. 2012;107(7):1079-87.
- Lewin, Ralph A. (2001). “More on merd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44 (4): 594–607.
- 《联合早报》. 卫生部拨1000万元推动中医药发展. 2017年8月3日. Page1.
- Dean Keith Simonton. If You Think You’re a Genius, You’re Crazy – Both geniuses and madmen pay attention to what others ignore. Nautilus. 2017; March Issue. http://m.nautil.us/issue/46/balance/if-you-think-youre-a-genius-youre-crazy-rp
